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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前經濟方面一些流行觀點的認識!

2019-10-23 16:08:48 來源:亞匯網 作者:斯嘉麗 打印 字號:  

最近與幾位金融業的朋友交換了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和預期,在與他們的討論中,我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稍加擴展完善后,記錄于此。
 
一、中美經貿關系會否走向全面脫鉤!
 
中美經貿已經緊密勾連,難以全面脫鉤,但美方的政策方向是盡可能降低來自中國的影響。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構建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中心—半邊緣—邊緣”分析框架,位于中心位置的先發國家有沖動將后發國家抑制在半邊緣和邊緣位置,所以與美國的貿易糾紛并非中國獨享,過往的歐洲國家、日本等,都與美國發生過激烈的貿易沖突。更早時,作為后發國家的美國與英國的貿易沖突更為激烈。盡管工業化后的全球貿易不平衡甚至成為了兩次大戰的重要原因,但全球化并沒有停滯,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經貿融合更加緊密。我們可以將目前階段全球化受到的挫折視為前一階段“‘超級全球化’的修復期”,這個修復的過程既包括國與國之間,也包括一國內部。
 
中美在過往很長一段時間在產業上是互補的,中國需要美國的中高端生產性行業產品和服務業產品,一方面是全球分工的結果,另方面是中國新興消費的需要。中國本土市場的壯大和新興企業的興起,也為美方金融資本輸出帶來了空間。站在今天的時點往后看,其他新興國家在很長時間都難以替代中國目前的基建(交通、能源和信息)、產業和市場優勢,這是各個新興國家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政策取向長期不同所造成的,背后是不同文明的進化能力及適應性問題。
 
站在美方立場看,上一屆民主黨政府已開始認為中國對美國的經貿威脅,主要是美國的日常消費高度依賴中國中低端生產性行業,全球分工也導致了美國國內生產性行業就業崗位的下降和收入的停滯。本屆共和黨政府更進一步,認為除了過度依賴中國中低端產品外,中國企業在科技實力方面已經開始向高端挑戰。G2的勾連在于雙方產業互補,且對美國的全球地位不構成挑戰,當在高中低端都全面發展時,G2勾連的心理基礎就受到沖撞。
 
在所謂“中低端”產品方面,美國自上一屆民主黨政府以來就開始采取“替代策略”,希望通過TPP等安排,繞過WTO,將美國日常消費所需逐漸轉由東南亞等國家來提供,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但本屆共和黨政府在關稅問題上高舉高打,導致上屆民主黨政府的政策停滯。可預期的未來,擺脫對中國中低端產品的依賴,這一目標仍是長期存在的,以雙邊或者多邊安排來替代WTO,仍會是美國的選擇。在高科技產業方面,本屆共和黨政府旗幟鮮明,扼制中國高科技發展已成兩黨共識,這個共識具有長期性。除現有的出口管制等手段外,美國也已經開始通過FIRRMA等新的立法,或修改既有規則,去削弱中國高科技產業的融資能力及獲取美方技術的能力。這是一把雙刃劍,意味著美國相關企業也不得不削弱今后在中國市場的份額,相關規則的制定存在一定博弈空間。
 
基于美方在中低端和高端兩方面的策略選擇,中方應做何應對?
 
第一,美國對中國產品的中低端替代策略能否成功,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外部來看,美國與相關國家的多邊或雙邊協議達成情況,以及具體實施情況。美國的替代策略能否成功,取決于中國的生產性行業是否會由于市場化選擇(土地、稅收、關稅成本以及勞動力價格)大規模遷轉到境外,且境外國家能否承接(基建、物流、產業鏈整合情況)。二是內部來看,中國對所謂“中低端”生產性行業的態度,以及基于態度所形成的政策影響(土地、稅收、勞動力成本),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房地產價格和稅收對實業造成的影響,新的問題更包括部分地方機械、不當的執行環保政策。相較于仍然正在成長的部分高科技產業,中國傳統生產性產業對美國影響是更為現實的。應當講,如果中國所謂的“中低端”產業一定程度上被它國替代,那么在中美經貿關系方面,美方會顯得更為游刃有余、無所顧及。如果不能深刻理解美國至今對中國仍然無法擺脫的依賴不是高科技,而是海量的日常消費品,如果不能理解產業其實并沒有“高中低”之分,而只有行業之別,進而像部分地方那樣寄希望于將中低端趕出而引入所謂的高科技產業,那無異于讓美方的替代策略更快的得以實現。且不說,今天所謂的“中低端”產業是解決就業的關鍵。
 
第二,美方對中國高科技的扼制具有長期性,扼制策略能否成功,取決于中方會否出現戰略錯判,即由于美方的扼制,將全球化目標讓位于簡單的國產替代。從實效來看,關鍵高科技產業國產替代這個目標是合理的,問題在于可行性和手段,以及國產替代后是更封閉還是更開放。科技發展不是喊口號喊出來的,先發國家的科技優勢是通過產業與學研機制的共同作用,由企業在全球化市場中一步一步競爭出來的。科技發展的過程,就是市場選擇的過程。除國防方面的產品具有高度敏感性而必須盡量國產化外,其他市場化產品如果不堅持全球化導向,那最終失去本土市場都難免成為現實。我們從過往歷史可以看到,今天真正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的中國高科技企業,并非一開始通過政策在本土市場上排除掉其他競爭者而得以發展,而是一開始就在本土市場處于全球化競爭的狀態,先在本土市場競爭勝出,或者為了在本土市場艱難的競爭勝出,不得不先取得部分海外市場,再受到國內的認可,從而最終形成了全球影響力。這些企業既包括曾經處于完全市場競爭狀態的大量傳統家電企業,也包括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被美方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的新興高科技企業。那些曾經受到高度保護,在本土市場長期不經受全球化挑戰就能夠獲得本土市場的企業,往往難有真正的全球影響力。包括我們今天看到,在國內完全市場競爭狀態下產生的互聯網平臺企業,由于長期在一個封閉的國內市場競爭,國外競爭者被屏蔽在外,也導致這些企業在取得國內市場巨大份額后,難以有效的推進全球化,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仍然只能主要服務于中國消費者。
 
所以,面對美國的中低端替代和高端扼制戰略,好的應對是:盡力維持所謂“中低端”產業的優勢(去掉那些可能使之弱化的障礙),以及堅持高端產業的進一步全球化(在本土更加開放而不是以國產替代為口號去排除全球化的市場競爭)。美方的扼制策略客觀上為中國企業與歐洲、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合作打開了空間。相較于美國巨大的本土市場而言,歐洲各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由于本土市場狹小,會長期高度倚重中國市場。如何在產業分工以及更高層面與這些國家實現合作,如何去說服相關國家認同中國的路徑,或者說如何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更全面的考慮各國的訴求,需要決策層更為長遠的戰略思考。求同存異的前提是深入了解彼此,而不僅是以短期利益相誘,在全球化修復期,尤其要考慮各國內部的修復問題。
 
二、德國、日本等國體量較小,學習它們的經驗是否能夠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因與美國的貿易沖突,以及美國本土出現的嚴重貧富分化問題,近兩年出現非常多向德國、日本等國學習的聲音。同時也存在反對的觀點,認為兩國人口、版圖和資源與中國差異很大,其經驗難以在中國復制。
 
德國人口8,300萬左右,日本人口1.24億左右,相較中國近14億人口,體量差異很大。機械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做法,不但無法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還會產生新的矛盾。對其他國家經驗和教訓的引介,目的不是單純的學習某個具體做法,而是通過回顧過往全球化的歷史,結合本土情況,去提取不同國家具有借鑒意義的經驗,并以其教訓為誡。
 
德國、日本的產業結構具有外向型的特點,受限于本土市場有限,企業走向全球化是天然的選擇,全球化的客戶需求,構成了對兩國企業的天然約束,要獲得全球客戶的認同才能生存。這種難有本土市場作為存量依托的全球激烈競爭環境,使德國和日本的企業必須高度重視全球客戶的不同需求,而中國恰恰缺乏長期缺乏這種外部壓力。除了國家戰略方面的經驗外,我認為應當重視德國和日本兩方面的經驗(及教訓):
 
1、高度重視利基市場(細分市場)
 
德國經濟史學家阿貝斯豪塞認為,德國企業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是高度重視利基市場。日本企業也有此特點。德日兩國本土市場有限,經濟起步較最早的先發國家更晚,缺乏足夠的空間和本土市場去像美國那樣發展大規模生產。因此兩國企業在二戰前的全球化受挫之后(喪失海外殖民地),選擇了更為專業化和定制化的道路,也就是盡量向全球客戶提供具有多樣性和針對性的產品。今天中國的普通消費者也能夠體會這種發展觀念的影響:德國和日本的汽車企業為了滿足中國市場的需要,在通用制造平臺上不斷生產符合中國本土需求的汽車產品,甚至不惜在一個大的分類下細分出十余種汽車產品,這其實就是在一個通用市場中尋找到了細分市場,這是粗放的美國汽車企業在中國市場無法做到的。定制化和專業化細分,源于兩國企業對全球不同地區消費需求的長期深刻體察,基于定制化和專業化需求而逐漸形成的行業壁壘,成為了真正的護城河。
 
事實上,成功的全球化中國企業,也正是做到了這一點,如果不是因為基于不同國家的地域特點而研發和制造出不同的通信設備產品,而這些定制化產品又很難被替代,華為的通信設備在面臨美國打壓之后,不可能還會被許多國家所接受。在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后,美國政府之所以還要給華為頒發臨時許可,也是因為華為給美國農村運營商提供的電信設備是質優價廉的定制化產品,如果要替代,需要美國政府承擔相當大的費用支出。定制化策略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通用產品不斷產生的價格戰。產品的高附加值,很多時候并非是由于某種科技十分領先難以突破,而是因為在細分市場與客戶需求達到了高度契合,研發又有所針對。即便是規模化生產的產品,定制化的細分能力也逐漸成為能否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
 
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產業分類,并非久遠存在。1955年,USA Forutne 500榜單上還有5家制糖企業、16家紙業和包裝企業。1974年,不但Coca-Cola位列USA Fortune 500第69位,連為其制造瓶子的Coca-Cola Bottling Co. of New York,都進入了500強(第483位)。直到 2009年,Global Fortune 500的榜單上才第一次出現了互聯網企業(Google和Amazon)。有一些行業和企業是龐然巨獸,離開它們之后,世界的運轉可能都會不暢。也有非常多的跨國企業,并非人類社會正常運轉所必需。有些行業植根于本土文化,卻對全球產生影響力(例如日本的動漫)。我們誰也無法判斷,在中國這個巨量市場中,今后會誕生怎樣的企業。我們甚至無法判斷,再過二十年,人類社會會誕生哪些新的行業。這就是市場破壞式創造的力量。今天國內資金追捧所謂頭部企業,以及所謂的資產荒,其實只是債務周期的一個反應,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投資機構和金融從業者已經嚴重過剩,他們之中大部分只是經歷了過往一個短周期的資金泛濫過程,還沒有能力去做基于歷史和全球視野的思考。
 
定制化和專業化追求是在一個細分市場去實現的,細分市場的規模往往相對有限,并不適合粗放擴張,往往需要與客戶建立長期關系。這種穩健的慢發展需要,其實對中長期金融支持提出了要求。
 
2、金融與實業的關系
 
德國與日本的產融關系史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國家的金融結構需要與一個國家的實業發展方向相匹配,要先確定實業方向,再輔之以相匹配的金融結構。德國和日本曾經都選擇制造業立國,兩國的產融結構曾經都是偏向債務型的銀企關系,企業長期并非以股權融資作為主要融資方式。在德國而言,大型制造業企業曾經都捆綁了一個主銀行,甚至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這些主銀行都在大型制造業企業中的監事會占據席位,具有資方投票權;而就中小企業(包括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而言,主要是依靠互助銀行和儲蓄銀行去融資。在日本而言,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是采用所謂“護航艦隊”模式,也即幾乎所有生產性企業都歸于一個產融實體之下,生產性企業的融資最終是由幾家產融實體下的銀行去解決的,這實際是日本戰前財團模式的戰后延伸。
 
相較而言,中國實體企業與銀行的關系,要比德國和日本實體企業與銀行的關系要疏離得多。這種疏離的后果,主要體現在周期下行階段。在信貸寬松時,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關系密切是普遍的,但在周期下行階段,銀企是否疏離則會導致不同結局。周期下行階段往往是一國產業迅速整合超越其他競爭國家的重要階段,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對美國、韓國對日本不少產業的追趕和超越,都是在周期下行階段逆勢實現的,而這些追趕國家在取得成功的過程中,并非將金融機構利益列為首位,而是將產融實體的整體利益置于最前。德國由于受到魏瑪時期大通脹記憶的影響,對實業的看重一直超過對金融的看重。
 
由于2008年上一輪金融危機時的信貸寬松,相當數量國內企業的資產債務比都處于高位,這其中部分企業隨周期被淘汰,而部分在得到金融支持去度過周期后,會獲得更大市場。由于國內金融與實體的長期疏離,國內金融機構在過去相當長時期其實只是地產基建的一個環節,金融機構的收益與地產基建利益高度捆綁,對不同產業的專業判斷能力很差,加之自身的KPI導向,銀行很難主動去區分不同實體企業的情況,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予以借貸的效果也未必好,甚至可能出現成規模的造假情況。金融行業與實體行業不同,與實業向外資開放而形成的本土全球化競爭不同,金融行業的進一步對外資開放并不會直接導致更有利于本土實體企業的發展。本土的金融改革仍然任重且緊迫。
 
產融結構沒有長期不變的最優模式,需要根據不同時期的發展目標進行不斷調整。“國有”意味著完全可以放棄短期利益而追求更高的目標,金融改革的關鍵仍然在于國有大型金融機構的定位。另方面,由于電商模式的普及,中國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貸款會通過平臺完成,電商平臺的信貸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內小微金融服務落后的缺陷,但這種金融服務的受益群體仍然較窄。
 
對許多民營企業而言,如果不以上市為目標,就難以取得低成本的融資,這極大的限制了企業向定制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也使許多企業不得不長期處于同質化競爭的價格戰狀態,極易受到外部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的改革目標,除了提供直接融資的便利外,還應當有針對性的提供一套非上市路徑的便利融資體制,并非每個行業、所有企業都需要以上市為目標。從德國和日本的經驗來看,后者可能更關鍵。
 
三、民營企業家的安全感如何保障
 
盡管最高層反復表態,相關政策一再明確民營企業的定位,民營企業家的不安全感仍然不時存在。在中國,任何關于企業發展的具體問題,都會被某些輿論總結為國企和民企的問題。這種解釋其實是非常偷懶的,但客觀上的確容易獲得不少民營企業家的支持,畢竟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并沒有多少時間去思考宏觀問題,所以這些專家兜售的觀點也容易契合下行周期的許多心理。

前一階段民營企業家的不安全感來自幾個方面:一是部分前期依靠債務堆積的民營企業在下行周期面臨被除清淘汰,群體心理相互影響;二是對前一階段部分違法民企的集中處理導致出現寒蟬效應;三是金融機構對民企的支持力度差,前已述及;四是除舊立新過程中某些方面缺乏過渡,部分地方在政策執行上簡單機械,近兩年尤其表現在環保等問題方面。前兩個方面是正常的,不是真正的問題;第三方面涉及金融改革;后文主要會談第四方面。
 
從中美經貿關系來看,美方對中方的扼制已經遠遠超過所有制思維的局限,被扼制企業大部分已經是民營企業而非國有企業。這也意味著,從本屆美國政府視角來看,對美國真正構成長期威脅的是部分高科技民企。盡管國內經濟學界仍然對國有、民營的界分十分熱衷,但全球化的現實,實際上已將中國不同所有制的企業捆綁到一起。

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不少都形成了產業鏈上游國企(央企)主導(同行業國企之間仍然存在競爭,有時甚至是激烈的競爭)、中游經由國企(央企)采購實現供應商的市場化競爭、下游完全市場化競爭的格局。在這些行業的中游和下游,龐大的市場面向全球競爭者開放,在本土就開始了全球化競爭,也造就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企業,這些企業的國際化步伐要比處于上游的國企(央企)快得多,而龐大的國內市場也成為了這些企業的大本營。在相當多的行業領域,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利益是相互勾連的。

上游企業的國有性質,避免了美式股東中心主義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管理層的短期利益傾向,這是中國在能源、交通和信息三大領域能夠快速規模化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沒有中游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上游國企將不得不高度依賴國外企業的技術和服務,基建成本也無法有效下降。我們看到,只要在中游能夠實現本土全球化競爭的行業,這些行業的企業從一開始就與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共同競技,一旦勝出,進一步國際化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上述產業格局是中國特有的,在機械裝備、通信設備、電力設備、路橋建造等諸多領域,都實現了快速發展,而這些技術和設備也具備了獲取海外市場的能力。
 
我們應當拋棄部分學院派的所有制分析方法,盡量從行業細分的角度去看每個行業不同類型企業的發展情況,厘清當前面臨的究竟是行業問題、金融的問題、國企內部管理問題,還是所有制問題。否則在下行周期就會反復出現將行業問題、金融問題、國企管理問題全部歸結為國有民營沖突的結論,這種輿論氛圍又會反過來對決策造成不當影響,打擊不同類型企業家的信心。最關鍵的,這種爭論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只是在宣泄情緒。
 
市場經濟法治化的本意不是簡單的制定法律并嚴格執行。強制執行力是法治的保障,但共識才是法治的前提。過往,地方行政執行力強,在招商引資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長珠三角的快速發展離不開行政與市場的相互正向影響。在曾經的GDP導向下,對地方官員的評價與地方企業利益是一致的,經濟快速發展會帶來環保、消費者保護及勞工保護等方面的問題。在不唯GDP之后,對地方官員的評價標準多樣化,經濟發展仍是基礎,但如果任何一個標準成為一票否定的因素,都必然會影響地方施政。環保本來是共同追求,甚至能夠催生龐大產業,但就過去兩年的情況來看,反而成為了不少產業和企業最頭痛的問題。
 
這有治理能力的問題。從對環保重視不足到環保化發展,需要有一個過渡。曾經有環保要求但未能嚴格執行,這不僅是企業的問題,更關鍵的是一個時期地方與市場的共同選擇。在前一個階段所形成的低環保要求,對產品價格構成是有重要影響的。如果要增加環保要求,必須考慮這個影響。如何在這個過程中設定合理的階段性環保目標和路線圖,引導市場提供更經濟的環保實現方式,才應當是施政重點。說到底,真搞環保,需要官員跟企業坐在一起算細賬。

日韓半導體領域沖突后,韓國受制于日本在上游對關鍵產品的控制,相關企業立即聯合學研機構進行攻關,集中技術力量解決問題,雖然短期很難改變局面,但這種應對方式是有效的。環保實現不能只是要“藍天白云”這個結果,而是需要在不同領域去細化標準,既然能夠發現問題,也就應該順勢組織研究力量和市場力量去解決問題。環保部門除了提出問題、檢查問題外,更重要的是組織力量去解決問題。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下行周期的產業逆勢而為,需要政府提供非常專業的支持,并不是單純靠政府命令或者單純靠市場化行為就能實現的。

歐洲福利國家近年對環保的訴求日益高漲,綠黨在歐盟議會選舉中獲得很大成功。但要清醒認識到,部分先發國家將非常高的環保標準置于經濟發展之上,只是因為這些國家目前的經濟狀況仍能承受某些極端訴求,這是站在前一兩百年的積累之上去談情懷,這種情懷將完全受制于整個歐洲未來的經濟狀況。中國的環保發展之路必須更為現實。
 
我將上述自己的觀點放在這里,并沒有嚴格的論證過程。其中不少內容,今后在文章中可能都會專門涉及。對一些流行的觀點,我的總體認識是,中國到了需要精細化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階段,對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無論對實體企業、投資者還是政府,粗放的管理已經很難解決今天這個階段的現實問題。很多看似方向性的問題、關涉人心的問題,其實并不是想象中那樣不可解,一方面需要對本國發展的歷史予以合理的解釋,另方面對每個看似宏觀的、存在激烈沖突的問題,都有必要將之細化、解剖,找到真正的關節點。我們應當對很多問題達成普遍共識抱有信心,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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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GDP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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